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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孩子的增多，林林名下的财产也多了起来，别墅、汽车，一样都不缺了，可是她心里没有一丝快乐的感觉。她把孩子都丢给保姆，自己整天上美容院、健身房，或是找些人打麻将。不用工作就能衣食无忧，也许很多人都幻想这样的“好日子”，可是林林却在这种生活中渐渐麻木了一种叫“快乐”的感觉。
在和林林接触的几个小时里，记者明显发现她常常把“阿拉小张”挂在口边。虽然记者的朋友一再告诉记者，林林和小张也只是玩玩的，可是记者分明发现林林对小张还是有极大的依赖性。
“林林到现在对自己小孩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上小学还是搞不清楚。”小张把这事拿出来当笑话告诉饭桌上的人。
“那有什么稀奇，这些孩子已经挺有福气的了，有吃有喝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还不够啊？”林林一边白小张一眼一边夹了一筷子菜往他碗中放。
“那么多小孩，你们到底准备怎么办啊？”终于有人忍不住问。
“想那么多做什么？”林林不耐地回答：“反正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嘛。”
于是记者也没有再多问什么。
一个保姆的三种身份
向来在我们的印象中，保姆就只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带好孩子管好家务。然而在记者近期对一些“金母鸡”的采访中，发现很多“金母鸡”家的保姆却并非这样“简单”，比如小祁家。
生个孩子不是小祁的初衷，坚持要孩子的是她的“供养者”朱先生。
朱先生是香港人，认识小祁的时候已经四十三岁，结婚多年，膝下有两个女儿。
朱先生很认真地对小祁说：“只要你给我生出一个儿子来，我不但养你一辈子，而且会尽我所能让你过得好。”
小祁将这句话反复把玩了许久，终于决心为他生个儿子。说来倒也争气，一生便真的生出个儿子来，欢喜得朱先生不知该如何才好。
于是，按照承诺，朱先生替小祁在上海西区买了一套价值百万元的房子，同时还帮她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孩子。
一开始小祁并没有意识到保姆阿媛身上还隐藏着朱先生的一番“苦心”，她只是隐约觉得自从保姆上门以后，朱先生对自己的行踪开始掌握得越来越清楚。几点去做美容，几点去打牌，家中来了些什么人，甚至接到什么男人的电话……这一切朱先生都会在交谈中隐约表露。
后来，有一件事让小祁渐渐把疑点集中到保姆阿媛身上。
有段日子她的一个男牌友似乎对她表示出一定的兴趣，在她家打牌时，每次牌局结束都不肯和大家一起走，总要留下来陪小祁多聊上几句才肯告别。
不料这样的情况没过多久，朱先生从香港回来后到她那里的当天就找了个机会，有意无意地说：“今天倒没有约人打牌啊，不是有几个很聊得来的牌友吗？”
“后来我终于知道阿媛除了从我那里支取一笔保姆费以外，还从朱先生那里支取一笔侦察费。”说这样的话时，小祁的脸色已经十分平静，但是从她不自觉紧握的双手可以看出，当初发现这一事实的经过一定是曲折而激烈的。
“于是，在他回香港后，我把阿媛叫到面前，单刀直入地说：‘你倒是很听朱先生的话啊，他到底给你多少钱了，你把我每天的行踪都向他汇报？’起初，阿媛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口气也吞吞吐吐起来，可是她坚持不肯承认自己拿过朱先生的侦察费。”小祁缓缓吐出一口气。
记者采访小祁的那天，阿媛也在，她似乎忙里忙外地操持着家务，看管着孩子，一刻也没有得闲的样子。不知道小祁的这番话她是否听到。
“直到我答应给她双倍的钱，让她以后不再泄漏我的真实行踪，每次向他汇报的内容都由我来定以后，她才慢慢承认自己的确担负着向朱先生汇报我行踪的任务。”小祁显然对为了自己的“自由”支出一笔“反侦察费”这一举动感到挺得意。 |
